在工信部、中央网信办、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成立调查组，针对尊界V800制动踏板支架断裂问题进行调查后，余承东在社交媒体上表示：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总会到来。这显然表明他将这三家监管机构视作助力者。过去，当这些“友军”出手时，余承东总能在轻松对话中轻松打败对手。但这一次，局面可能不同，友军的角色并不是来拯救他，而是设立规章。此前，四个部门已对“速成车”模式发出批评，速成车的概念源于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混乱，同样涵盖了与华为相关的多个项目。然而，余承东似乎依然相信华为能够成为例外，这正是问题的根源。他对市场及舆论的理解出现了偏差，显然对当前的政治环境也有误判。他未能明白，任何官员、企业家或品牌都不可能永远享有特殊待遇。过去的成就并不能换来今天的豁免，曾经的支持也不意味着未来可以肆意妄为。

华为的终端业务，包括手机、电脑、平板及汽车等，之所以能够取得佳绩，既源于其领先的研发能力，也与其所处的特殊市场环境密不可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华为的产品市场长期家喻户晓，但这种市场格局对于一个拥有强大技术实力的中国品牌来说，值得深思。中国古语有云“窝里横”，我曾提到过，受到特殊待遇的公司，最终往往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。当企业逐渐习惯于这样的特殊地位时，便会把原本需争取的权益视为理所当然，将应接受的监管视作外部干预，还会将消费者的批评当成恶意挑剔。余承东似乎正在这样的误区中愈走愈远，他似乎认为，一切违反广告法的宣传都不会受到惩罚，消费者的投诉也能被轻易掩盖，而压缩研发周期、推出速成车不会影响华为的特殊地位。面对刹车踏板支架层出不穷的问题，他似乎更倾向于等待援救，而非自我反省。

曾几何时，华为还是一家备受尊重的公司，这份尊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创始人任正非的品格与眼光。任正非的诸多行为值得回味，例如多年前深夜他独自在机场排队打车，尽管他完全可以享受优越的待遇，但他并未将这种便利视作理所当然。还有在华为面对美国制裁、国际关系紧张时，任正非在内部信中提到向美国学习。这两个事件展现了任正非与余承东之间的区别：前者清楚自我定位，明白外界的广阔；而后者则似乎越来越认为，只要他足够强势，外部世界就应随心所欲。

如果华为希望继续保持清醒，保持反思与自省的能力，便需意识到余承东当前的做法可用“左倾冒险主义”来形容。他高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，低估了反对势力的影响，急于追求短期成绩，却忽视了长远风险。品牌形象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加，逐渐演变为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“宗教品牌”，这一切都与如今的经营理念、宣传手法和舆论回应密切相连。这种做法不仅影响了华为的形象，也背离了国家对企业的期待。国家对华为的支持，无不是希望能够在关键技术领域建立优势，推进未来的发展，但余承东领导的终端业务，给公众呈现的创新更多的是在豪华汽车中添加咖啡机、复杂的营销策略，而非切实的技术提升。

那么，若华为希望恢复尊重，需借助此次事件进行深刻反思。遵义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修正了错误的道路，改变了领导方式，调整了前行的方向。今天的华为最迫切需要改变的，便是余承东所代表的思维模式。必要时应果断更换领导，纠正错误，重新审视终端业务在华为战略中的定位。昔日红军的成功并非在于向敌人证明自我完美，而是承认错误并寻求出路。华为处于一个关键节点，是继续自我封闭，还是重新赢得尊重？若想赢得尊重，首先需要斩断余承东所代表的那种将市场视为自家后院、将监管视作障碍、对批评者持敌对态度的路径依赖。伟大不是空口白话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实践。